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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两广事变
1936年1月，胡汉民从欧洲回国。
他人还没到，就被南京和广州争先恐后邀请，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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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许诺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，广州则让他继续当西南的精神领袖。
南京的蒋介石，曾因1931年2月汤山事件，囚禁胡汉民而被逼下野。
此番邀请，绝不是为了补偿他，而是想解决当年汤山事件，遗留的历史问题。
汤山事件后，原广州国民政府，虽早已撤销。
但继之成立的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”、“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”和“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”，仍以“军权分治”的名义，在两广继续存在，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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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扛起这三块牌子的，正是南天王陈济棠。
当年陈济棠借着宁粤和谈，逼走了陈铭枢，凭借着胡汉民及西南三机构招牌，与蒋介石抗衡。
广西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经过蒋桂战争、中原大战，实力大减。
为保住广西老巢，则与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，组成反蒋联合阵线，以抗衡蒋介石的“削藩”。
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“剿共”之时，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，暂取容忍态度。
蒋介石在能腾出手来时，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。
等他继染指川、黔、滇之后，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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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胡汉民要是倒入南京，那一切就迎刃而解。
其实胡汉民也不想留在广州，当初出国游历，也是无奈之举。
他在广州，名义上是老大，其实政令出不了办公室。
他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，与蒋对抗。
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，深感在粤无可作为，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。
可是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
他的原则是：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自我标榜抗日、剿共、反蒋。
于是，他毅然而然回到广州，甘做两广的“泥菩萨”。
陈济棠为稳住胡汉民，与李宗仁、白崇禧商议，接受白提出的三点办法：
政治上尊重；
经济上支持；
生活上照顾。
胡汉民虽然无权无兵，但还有一条毒舌，到处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。
尤其是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的屈辱外交政策。
搞得老蒋很愤怒，处理两广问题之方针发生转向，从偏重政治之“团结”，转向侧重武力之“统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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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机会来，胡汉民去世了！
1936年5月12日，胡汉民在妻兄陈融家中，与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。
因棋局不利，构思过度，竟突发脑溢血而暴亡。
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之死，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。
于是派人告诉陈济棠，我要出兵解决新桂系，麻烦您让让道。
陈认为粤桂唇齿相依，桂系若垮，广东将步其后尘，遂萌生联合广西一起反蒋之意。
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，于5月19日以吊唁胡汉民为名，派孙科、王宠惠等到广州，要求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。
军队和地盘是军阀的生命线，岂可相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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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两广走到了一起，决定出兵抗蒋。
而出兵要师出有名啊，不然以两省对抗南京政府，不是与造反无异。
当时，全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，这是要亡国亡种的，而你蒋委员长还嚷着攘外必先安内，搞内战。
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，于是决定“掮起抗日大纛，要求中央领导抗日”。
他致电李宗仁：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，两广联合反蒋，唯有打出“出兵抗日”大旗，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。
谋略大师小诸葛白崇禧也分析：
蒋介石军队的主力，正集中在黄河流域，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；
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，山西的阎锡山；
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；
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，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；
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，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，扩大西南声势，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，向西南让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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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深谙迷信的陈天王，还有一条秘而不宣的理由：
其兄迷信阴阳五行、星相之术的陈维周，及身边术士翁半玄说，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，气运将尽，难过1936这一关。
按照事后诸葛亮来说，术士的话还有一定道理：因为1936年还爆发了一件震惊国内外的大事-西安事变，老蒋差点被杀。
打仗还得靠军队。
两广军队这时有30万人之众，其中陈济棠的粤军是大头。
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：
三个军长分别是余汉谋、陈济棠、李扬敬。
每军三个师：师长是莫希德、叶肇、邓龙光、巫剑雄、李振良、李汉魂、黄质文、张瑞贵等，
另外有独立师，师长黄任寰，一个教导师，师长缪培南；
一个独立旅，旅长陈章；
一个警卫旅，旅长陈汉光；
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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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变时，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，扩编为四、五两个军，以黄任寰、缪培南为军长。
粤军共有七十个团，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。
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：第七军军长廖磊，第十军军长夏威。
临时又扩编两个军（包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）。
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，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。
两广兵力总计，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；
空军有广东六个中队，司令黄光锐；广西三个中队，司令林伟成；
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，司令张之英。
往哪里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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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斐
民国一个半战略家：白崇禧、刘斐（国军中4位将军封为中国仅有的3个半战略家，这4人分别是：白崇禧、杨杰、蒋百里和刘斐，其中刘斐算是半个）研究：
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；
对江西、湖南方面采取攻势；
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、桂林地区，准备进攻湖南，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。
万事俱备后，两广于5月27日发出“反对日本增兵华北”的通电，打响“两广事变”的信号。
他们把部队改成“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”（亦称“抗日救国西南联军”）。
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，李宗仁任副司令。
于是粤桂联军开始向湖南进军。
湖南，历来是南北战争的战略要冲。
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吴佩孚等，先后在这里栽了跟头。
很快，两广也会增加栽跟头的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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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，主政湖南的是何健，原是唐生智麾下大将，后来投蒋。
1929年的“蒋桂大战”中，何键因支持蒋介石有功，当上了湖南省主席。
此后，他一直都是蒋介石“围剿”红军的“得力干将”。
毛主席唯一一次亲自举枪，率部冲锋的大柏地之战，就是被何键“会剿”井冈山逼出来的。
两广事变时，何键在湖南已经掌兵10万，其军队装备精良，粮饷充足。
湖南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冲。
如果两广同盟把何键拉入自己阵营，那么反蒋大军可兵不血刃，直下武汉，再造一个“宁汉分立”后，直逼南京。
如果蒋介石能把何键拉拢住，那么湖南，就是两广反蒋大军，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，“小诸葛”白崇禧，即便是武侯再世，也只能抱 “六出祁山” 之憾。
因此，“两广事变”中的双方，都对举足轻重的何键，志在必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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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键作为老牌的军阀，自然知道在时态未明朗之前，错误的站位，只会让他输的一败涂地。
两广“北上抗日”，必须借道湖南，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。
6月6日，白崇禧派李品仙，偕何键的女婿李觉，飞抵长沙，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。
于是他就采取了骑墙派：
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，他才能有所行动；
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，报告两广行动计划。
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，滴水不漏。
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，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。
如果湖南是此次危机的双方必争之地，那么交通大枢纽~衡阳，则是该地的“命门”所在。
双方开始了进驻衡阳，抢时间大战。
在陈诚的建议下，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、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、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。
这3个师的先锋是77师，师长罗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。
蒋介石让他先去和何键打个招呼，看看何键有什么反应。
6月7日上午，罗霖赶到长沙，结果得知何键居然去湖南大学演讲了。
这个关口，何键还有这心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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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键眼见两广势大，干脆当起了墙头草。
告诉李品仙，蒋介石已经调兵前往衡阳，并承诺只要桂军能提前抵达衡阳，自己的湘军就撤。
当年就是白崇禧，率兵包围湖北孝感，逼罗霖交出兵权，到汉口当了寓公。
所以，罗霖这次是特别地卖力气。
进军衡阳，成为胜负的关键。
6月8日，陈诚受蒋介石之命赶到武汉，把所有能看得见的运输工具，全都集中起来，玩命把部队集中到铁路沿线，然后赶赴衡阳。
10日凌晨，中央军3个师全部抵达衡阳，北上道路被堵，桂军只能停止前进。
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，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。
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李品仙联系湖南，计划失败，怏怏而返。
为挫败两广事变，老蒋一方面调重兵南下，阻止粤、桂军北上。
另一方面对陈济棠部属，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。
军委会调查统计第二处处长戴笠，开始了他的表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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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给钱、升官的诱惑性，陈济棠的空军几乎都没经得起诱惑。
梅锦昭、黄志刚、黄居谷等，率四十七架飞机投蒋。
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的李汉魂，上演了“封金挂印”事件；
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、黄涛、张健等，也离穗赴港背刺老陈。
这些还不是致命的，最致命的是陈济棠的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倒戈，把他逼入了绝境。
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（余汉谋的妻舅），劝服老余，倒陈拥蒋。
7月7日，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，乘飞机到南京，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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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，统辖广东军队，迅速回粤倒陈，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，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。
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，要求他们服从南京，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。
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，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。
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，取消第一、四两个集团军，并对陈济棠、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。
任命李宗仁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、副主任，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，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。
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，余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，广东局势急剧恶化。
李宗仁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。
7月14日，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，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，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，伺机再起。
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，挽救广东之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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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要命的是“反骨仔”余汉谋，调转枪口对准陈济棠。
第二军军长张达、陈济棠的亲信巫剑虹均被收买。
第三军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，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离穗，转入香港，萧佛成也离穗赴港。
大势已去，但余汉谋的背叛，让陈济棠寝食难安。
这种仇恨，估计可以和吴佩孚恨冯玉祥媲美。
于是他私人代表陈光汉，飞南京谒见蒋介石。
陈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，表示可“遵命下野”，只要不是余汉谋主政就行，但未被蒋介石所接受。
独立的广东空军，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。
“两广事变”发生后，蒋介石遣戴笠、郑介民携带巨款，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。
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：
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，飞行员官晋升一级，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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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、参谋长陈卓林带领着各中队长，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，150名飞行员、机械员，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，于20日飞赴南昌。
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，一百余架飞机，全部归顺了南京政府。
17日晚11时，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，大势已去，决定一走了之，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，作为“散伙费”，劝李回桂处理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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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日，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“蛾号”军舰赴香港，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，声明自行解职离穗。
至此，陈济棠失去了“南天王”的宝座，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。
广东已就成为南京政府的地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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